西南联大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从内部管理说起

杨燕江(1984—)，男，云南泸西人，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黄海涛(1970—)，男，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人事处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P46)健全内部治理体系是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意，有效的内部治理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社会共识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2]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取得了瞩目的办学成就，这与其内部管理密不可分。内部管理是审视与构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西南联大的内部管理既吸收了现代大学治理的合理要素，也吸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是其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3](P106)李克强总理指出，西南联大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和最宝贵的品格，要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4]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南联大内部管理的经验已经成为其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应该在新时代大学治理中加以继承和弘扬。但是长期以来，有关西南联大内部管理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尚未发现对其内部管理运行体系做专门系统研究的成果，特别是缺乏相应的理论建构和阐释，也未深入阐释其对当下大学内部治理的启示意义。因此，在新时代健全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吸取西南联大内部管理中有价值的经验并加以创造性转化。故而，本文拟就西南联大内部管理运行体系做较深入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西南联大内部管理运行体系的理论模式，最后探讨西南联大内部管理的当代启示，希望为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提供个案参考。

一、西南联大内部管理运行体系勾勒

内部管理运行体系是管理系统中深层次的结构，直接影响着管理的效能。管理的核心在于决策，管理的效果取决于执行，[5](P238)内部管理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决策和执行。[6](P74)结合档案资料分析，西南联大的内部管理运行体系主要由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的决策、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简称“两会”)的参议、职能部门和教学机构的执行构成。与此同时，设置临时专门委员会负责完成专项工作，并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保持密切合作。以下作具体分析：

(一)常务委员会的决策

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在西南联大内部管理运行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其决策的职能也处于管理的核心环节。常委会委员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7](P1～2)简称“三常委”。常委会的决策涉及决策范围、决策形式、决策人员、决策方式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决策范围看，有关史料中没有明确规定，但通过常委会议记录中的议决事项及相关档案可知，其决策范围涉及教学、科研、经费、人事、院系及部门设置、校舍建设及分配、师生津补贴发放、学生奖惩等重大事项的最高(最终)决策。[8](P3～453)二是从决策形式看，常委会通过召开常委会议进行决策，西南联大存续期间(包含其前身长沙临大在内)先后共召开了385次常委会议，平均约8天召开一次会议。三是从决策人员看，常委会由“三常委”作决策。张伯苓因长期不在昆明而由南开的杨石先或黄钰生代为参加。常务委员因故空缺时得及时聘请其他人员代理。“三常委”原则上轮流主持工作，[8](P79)但实际主持校务的是梅贻琦。[9](P201)据统计，在全部召开的385次常委会议中，梅贻琦担任主席326次，另外由蒋梦麟担任了12次、杨石先代理了26次、黄钰生代理了7次，冯友兰、周炳林、傅斯年各代理了3次，汤用彤代理了1次，其余人员共代理了4次，[8](P3～452)可见在常委会议中主要由梅贻琦任主席。四是从决策方式看，常委会的决策主要通过集体协商形成。常委会实行的委员会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方式，因此在管理运行过程中“三常委”主要通过集体协商做出决策。这种决策方式的推行与“三常委”的团结合作有密切关联。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常委制的规定并不能解决三校联合能否坚持到底的问题……关键在于常委制具体实行中，三常委间能否团结合作”。[10](P36～37)正是“三常委”间的团结合作、相互尊重和彼此谦让，保障了基于集体协商前提下的决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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